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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3月，《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》正式公布，明确提出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健全地方税体系，拓展地方税源，推动地方附加税改革。此次改革的核心是将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（即“一税两费”）合并为地方附加税，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。
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的解读，地方附加税并非单独存在的新税种，而是依托于现有主体税种（如增值税、消费税）按比例征收的税款。改革后，地方政府可在中央主导的税收中拥有更多自主权，通过设定附加税率对同一税基再征收部分税款作为地方收入使用，主要用于教育、城市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。
改革背景可追溯至2016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全面推开。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后，地方失去重要主体税种，财政结构发生变化，加之当前经济形势影响，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。2025年公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已提出研究合并“一税两费”为地方附加税，此次《预算报告》是对该决定的深化落实。
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，地方附加税的开征能使税制更简单清晰，方便征收管理，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性。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提示，改革面临公众沟通与预期管理挑战，需避免被误解为“新增税种”，且在透明度提升后，企业和居民对税负变化的感知会更直接，可能影响投资和消费预期。
改革细则尚未发布，具体征收方式和细节待明确。专家普遍认为，地方附加税改革既是对当前财政压力的回应，也有助于平衡央地财政关系，长期看利大于弊。（综合《时代周报》报道）
焦点分析
地方附加税改革的推进，体现了财税领域对“焦点解决短期治疗（SFBT）”思维模式的隐性应用。SFBT强调以目标为导向，聚焦解决方案而非问题本身，通过挖掘现有资源和例外经验，构建可持续的改善路径。此次改革并非简单应对财政困难，而是通过结构性调整，激活地方“造血能力”，为地方政府创建充足而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SFBT的核心技术之一是“目标架构”，即明确期望达成的具体目标并设计可行路径。地方附加税改革的目标清晰：增强地方自主财力、缓解财政困难、释放地方财政自主权。改革方案没有纠缠于历史遗留问题或央地矛盾，而是直接指向“如何让地方财政更健康”的未来图景，通过税制整合和税率授权，赋予地方政府灵活调整的空间，这正是SFBT“目标导向”思维的体现。
另一项SFBT技术“资源挖掘”在改革中同样显著。改革方案没有创造全新税种，而是基于现有的“一税两费”框架进行整合，充分利用了现有税基和征收体系，降低了制度转换成本。王雍君指出，地方附加税允许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公平分享大型流动性税基（如增值税），这正是对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，而非从零开始构建新体系。
SFBT的“例外问句”技术常用于寻找问题未发生时的成功经验。在财税改革中，类似逻辑体现为借鉴国际经验：许多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税率自主权，通过附加税、地方税等多种形式保障财政健康。中国的地方附加税改革吸收了这些经验，但避免了照搬模式，而是结合本国央地关系特点进行定制化设计，体现了SFBT“因地制宜”的原则。
地方附加税改革还隐含了SFBT的“评分问句”思维。改革没有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方案，而是采用渐进策略：先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调整税率，后续根据实施效果逐步优化。这种“小步快跑”的方式降低了改革风险，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局部试点积累经验，逐步逼近理想状态。
SFBT强调“小改变带来大影响”，地方附加税改革看似是技术性调整，实则可能引发连锁积极效应：其一，提升地方财政稳定性，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；其二，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，改善民生福祉；其三，优化营商环境，通过税率调节支持特定产业发展；其四，促进央地关系规范化，明确权责边界；其五，为全国税制改革提供试点经验，推动整体财税体系现代化。
此项改革涉及的SFBT思维模式可广泛应用于其他公共政策领域：一、区域发展政策中，可授权地方根据资源禀赋设定差异化激励措施；二、环保政策中，可建立基于现有排放基数的动态税费调节机制；三、教育改革中，可整合多项教育经费来源，赋予学校更多资源配置权；四、医疗保障中，可基于现有医保基金设计地方补充保险方案；五、乡村振兴中，可整合多项涉农资金，允许县级政府自主规划使用路径。
地方附加税改革尚未完全落地，但其展现的焦点解决思维已清晰可见：以未来可能性为导向，以现有资源为基础，以渐进调整为路径，最终实现系统性的正向改变。这种思维模式不仅适用于财税领域，也为其他复杂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框架。